明朝商税只有三十税一（商业税收）

我国古代商业活动在利润较高的领域，比如盐铁领域，由官府垄断，另外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用品都由政府专营。大部分朝代的个体商业以小手工业者为主，利润很低，受到很多规则的限制。古代商业活动分为坐商和行商，商业税在坐商就是市税，而对行商来说，商业税就是关税。

虽然宋明等朝代的商业税非常低，明初达到了三十税一。然而对于坐商来说，商业税只是税收成本很少的一部分，各种名目繁多的杂捐和临时加派的税目才是税收的大头。而对于行商来说，关税是累积的，随着路程的增加，堆积起来的关税成为了商人沉重的负担。这样虽然商业税名义上很低，还是遭到了商人们的抵制。

一．与现代相比，古代商业活动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常见的商业行为利润有限，促使三十税一对于商人们来说负担也并不轻

1．政府专营，个人难拓

古代的商业活动，离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差距甚远。首先古代的商品种类就非常稀缺，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如何鼓励经商，宋以前的朝代，只有王朝的都城和极个别的城市才有官方指定的市肆。一个人不依赖商业活动能够生存下去是我们老祖宗心里朴素的安全感。

在有限的商品中，绝大多数生活日用品是由官方经营的，盐和铁就是其中的代表，汉武帝开创性的盐铁专营，解决了汉朝的财政危机，也给中国千万老百姓套上了世代受到剥削的基础。

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种田，为国家当兵打仗。换来的不过是味道苦涩的粗盐，家里农具的购买和维护，简直可以比拟现在高档家用电器的更新了。国家从民生上牢牢的控制了百姓的根本，这也是宋以前商业活动总是繁荣不起来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商品，直到隋唐开始域外产品的输入，才稍稍的开启了商业繁荣的大门。

到了宋朝，著名的醋息钱就是盘剥的另一种方式，他当然不是商业税，但是以每个月摊派的方式均摊到每个商户的头上，成为了大量隐形经商成本之一。他的根源就是政府对醋的垄断。

2．商品匮乏，监管严格

古代商品只有在宋朝才初步的繁多起来，瓷器，漆器和竹木器以及各种农产品充斥着市场。这里我们主要从坐商分析，瓷器分官窑和民窑，民窑从生产的环节就要缴纳百分之二十的实物税。

漆器和竹木器的交易只在汴梁和临安才繁盛，商业活动确实产生了一些富翁，然而这些人在整个经商人口的比例中非常的低。

米价和柴价作为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品价格，稍有波动极易引起民愤，所以被官府严格的监管起来。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下，他们尽量避免与官府的摩擦。

明朝初期由于战乱，商品甚至比宋朝更加的匮乏了，明初商业税极低。商业在政府收入中的比例微乎其微，从商业角度来说，对比宋朝是大大的倒退，直到明中期随着大量手工业作坊的兴起，明朝的商品种类才多了起来。

3．以物易物，征税困难

古代很多商业活动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征收恰到好处的商业税非常的困难。这个问题直到纸币的出现才初步的解决。

宋朝和明朝的很多商业税都是纸币纳税的形式，比如明朝著名的钞关税，而纸币在古代的价格并不坚挺。古代的纸币往往贬值的很快，这也造成了商业税征收的不规范性。

宋代开始就有将农村商税承包给报税人的情况出现了，他们竞价获得收税权自然不会亏本，那么过低税率自然是无法保证的。

二．虽然单一税种收取比例较低，但针对商人们收取的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叠加起来就成了重税

1．官商勾结，年代动荡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相对安定可以发展社会生产的和平年代少于动荡的年代，在和平时期，大多数是王朝开国时期制定的低商业税往往持续不了多长的时间。

割据的势力将商贾视为自己的财产，征收各种各样的税捐。对于自身朝不保夕的土皇帝来说，商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自然不是首先考虑的目标，抄家充公商人的财产成了历朝历代乱世的家常便饭，再加上农民起义对商人阶级的普遍仇视，中国历史上可以自在经商的年月并不多见。

对于逐渐放开了私营的盐铁茶酒来说，引子的获得就是特许专卖的获得需要背后的政治势力，官商勾结成了古代司空见惯的现象，朝中无人是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巨贾的。

2．隐形商税，负担过重

虽然三十税一是明朝大大的德政，是朱元璋对元末逐渐幼年时苛捐杂税逼得天下纷乱四起的感悟，各种这样那样的隐形税收还是充斥在古代商业活动中。

船税盐税矿税都是额外征收的，对于辛苦的行商来说。还有北京城高额的关税。这还是商业税最为克制的明朝，宋朝和清朝各种杂税更加的繁多，清末期更明目张胆的出现了厘金。

宋虽然是商业最为繁荣的朝代，也是杂税最多的朝代，和元朝可以媲美。税场都有了法场的诨号，可见宋朝各种商业税的繁重，经制钱和总制钱等赋税大大加重了宋代商人的负担。

3．政治特权，经营受限

仔细研究古代的商业活动，可以看到利润最重的盐铁和茶酒都是需要政治特权才可以经营的，对于这样的生意来说，商业税的一点税率就并不算什么了。

再具体到明朝，海税的征收和海禁的开放与否，往往处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经济考量。还是那句话，商业活动在古代的社会活动中处于最后被想起的部分，明朝明明可以在海税中征收大量的白银，却直到王朝的末期还是停停开开的不能确定海禁的开启与否。

三．古代商人在地位上受到政府打压，这造成除了官府的各种税收之外，商人还要通过其他方式出钱来保证店铺的平安

1．明朝：重农抑商，蔑视商人

三十税一是明朝的政策，他也反映了明初商业活动的死气沉沉，明朝在税基和税率上相比前朝都是大大的倒退，然而就因为朱元璋的偏执，对重农抑商的迷恋，造成了明朝财政收入的大大不平衡。

宋和清的财政收入在很大的比例上都依靠商业税了，而明初还在可有可无的收着他的百分之三。是明朝不缺钱吗？晚明军饷的空缺造成了东北战线数次的崩溃，对公务员的裁减更是李自成产生的原因。

在明朝同时代的欧洲，重商主义造成了地理大发现和最终欧洲的崛起，这百分之三的商业税恰恰说明了很多的问题，民主要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压在农业身上的做法，反而是伤害了劳苦大众而保护了商人阶级。

这种保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财政破产最终造成了明朝的灭亡，明末清初华夏大地的巨大浩劫，就有明朝畸形财政政策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人们又有多该感谢朱家子孙呢？

2．固有观念，阶级烙印

无论明朝的商业税怎么保护了商人集团的利益，晋商还是在明和清的战斗中帮助满清贩卖粮食，刺探军情，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是跨越国界的商人情结。这一点倒也无需大惊小怪，毕竟威尼斯人收到黄金后是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对付他的基督徒教友的。

无商不奸是古人对这个阶级的定义，明朝作为最符合古典儒家教义的汉族封建集权国家，重视农耕，对外战争从不妥协，然而他却是我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第一棒。

看来对利润的追求，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在某种程度才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你那三十税一不足以刺激商人们去开拓商路，明朝的国策在某种意义上违反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定位，何况他也根本没有保护好作为国家基础的农民。

不管三十税一还是五十税一商人们总是会抱怨的，这是我们对商业税问题研究的一种另类注解，毕竟在某个历史问题上困惑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问题带入大的历史环境中考虑。

结语：

明朝的坐商三十税一的市税，确实在我国古代的税收史中是非常特殊的现象，然而这样保护商人的做法，却并没有造成明朝商业的大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反而成为了明朝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里感叹苛捐杂税下的宋朝商业的繁荣，和征收厘金后的晚清财政收入结构上和宋的高度相似之处。

中国的商业史由于大一统王朝很早的到来具有很多特殊性，明在某个方面是其中一种情况的极端。看清明朝的商业策略的利弊对现在商业繁荣的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朝代税率的研究是历史研究重要的方向，毕竟历史的真谛隐藏在一组组枯燥的税率，财政收入，人口数量，粮食产量的数据中，等待着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发掘。

参考资料：

《盐铁论·复古》

《史记》

《明史》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