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十二点,上海市平静的天空上,突然就出现了20多架轰炸机,巨大的引擎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纷纷抬头向上观望。
很快,防空警报也响了起来,当时在上海大厦开会的陈毅市长听到后,立即终止了会议,与大家一起走到玻璃窗前向外看。
只见密密麻麻的炸弹从上空丢了下来,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上海的码头、电厂、造船厂以及周围的许多民居都被飞机投下的炸弹摧毁,四处浓烟滚滚,街道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老百姓。
陈毅马上意识到轰炸事故的严重性,立即指挥调动人民解放军进行紧急救援,并责令上海市公安部门迅速调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自上海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境内多座发电厂被炸毁,上海大多数地方陷入停电停水的困境,工厂被迫停产,学校被迫停学,全市交通阻塞,街上陷入混乱状态,史称“二六”大轰炸。
据后来史料统计,上海市内共有2500间厂房、民房被敌机直接炸毁,1372人倒在血泊之中,无数上海人民承受着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
来到杨树浦发电厂现场,陈毅市长脸色凝重,望着眼前的一片废墟焦土,对着陪同的潘汉年、李士英等市领导,沉痛地说:
“绝不能让轰炸机随意炸我们的城市,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我们新生的政权!”
随即,陈毅市长请示中央军委,迅速调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最先进的高炮严阵以待,分别部署在上海各个军事民生要地。
只要国民党的轰炸机来袭,就用高射炮狠狠地还击,让他们飞得过来,再也飞不回去,尝一尝粉身碎骨的滋味。
数天后,国民党轰炸机果然再次来袭,陈毅等人在指挥室里静静的等候着,各个高射炮点早已做好战斗的准备,就等着开炮的命令。
当轰炸机即将飞到上海发电厂上空时,陈毅一声令下“开火!”,随即无数炮弹从地面向国民党的轰炸机打了过去。
然而,轰炸机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依旧若无其事的开始投弹,由于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让很多解放军炮兵都愣住了。
过一会儿回过神来,炮兵才赶紧补充弹药,填炸弹向着轰炸机发射,但并没有什么用,依然没有一发炮弹可以命中敌机。
相反,国民党轰炸机完成任务之后,还有些挑衅的在上海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才扬长而去。
为什么会这样?在接下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但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是对的!
有人说,那是国民党从美国买来的新型飞机,飞得太高了,至少离地面3千米以上,所以我们的高射炮打不到。
也有人说,肯定没有飞那么高,这次咱们的发电厂再次遭受轰炸,他们怎么能够凭肉眼就能锁定地面目标呢?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听了大家的议论,根据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准确的判断地面上肯定有人在暗中指引飞机轰炸,或许找到这个人肯定就能阻止敌机再次前来轰炸。
于是,扬帆当着陈毅市长的面前立下军令状:尽快侦破敌特秘密电台,彻底粉碎敌人的下一次轰炸阴谋!
然而,如何才能在600多万人的上海滩找出这个幕后黑手呢?扬帆心里也没有底气。
扬帆原名石蕴华,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身经百战,是当时国内公安战线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多次侦破潜伏敌特的案件。
当时,特务若是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联系,由于技术条件有限,几乎都是依靠电台通讯,因此只要严密过滤各种频率的电报,一定能找到线索。
有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方已经将敌特抓获,并且收缴和破获了电台,国民党方面还不知道,时不时还会继续发送消息。
因此,扬帆除了安排侦查员们严密监听电台频率之外,还派人密切注意那些已经破获的电台,等待敌人再次发报。
不久后,侦查员意外截获了一封电台内容通报的复印件,其内容是:“发给吴思源工作经费20两黄金,并同时报告轰炸结果”。
于是,那位负责拦截电报的侦查员,就赶紧回电报给国民党保密局询问:“吴思源是何人?”
或许是那边立即发现不对劲,同时也引起了警觉,马上来了个回报:“错发,收回”。
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反而证实了侦查员的判断,就是一个叫吴思源的特务正潜伏在上海某个地方,因为指引敌机轰炸成功,而获得了20两黄金的奖励。
侦查员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扬帆,这个喜讯让上海市公安局全体人员都有些兴奋,终于有确切的线索了。
但是,上海市那么多人口,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吴思源呢?
扬帆当机立断,命令侦查员以“吴思源”这个名字为突破口,开始在堆积如山的户籍档案里进行排查。
当时上海百废待兴,特务若是想长期潜伏下来,必须要有新的身份作掩护,就一定要申报户口,所以找到叫吴思源的名字,就能将这个特务逮捕归案。
然而,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结论却是查无此人,就连拥有谐音相近名字的人也一一走访,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扬帆并没有因此放弃,一边派出大量侦察员到居民中去打听消息,一边继续监听各种电台情报。
终于一封与轰炸直接相关的情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让扬帆再次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这次截获的电报电文很短,内容是:“两日后上午10点,上海水电公司”。显然这是敌人要对上海水电公司实行轰炸的情报。
于是,扬帆当即报告陈毅市长,申请紧急调动解放军高炮部队,在上海水电公司附近做好一切防御措施,并撤离员工,同时安排侦查员在附近彻夜巡逻。
两天后,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近百名侦查员有的假扮成商人,有的扮成小贩,在上海水电公司的周围观察一切可疑人员,高炮部队也早已在各个要点做好了军事防御,只等敌人出现。
伴随着十点钟声的响起,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但接下来的事令大家都摸不到头脑,因为整个上海的上空连一架飞机的影子都没看到。
原来,这个叫吴思源的特务极其狡猾,因为担心自己的电台被公安部门监听,于是就利用其中一部电台发了一份假情报。
看到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紧急警备部署后,他知道自己的电台已经引起了公安部门的监听,当时街上乱哄哄的,他也就偷偷摸摸溜走了。
由于没有见到任何敌机,扬帆也对此产生了怀疑,明白情报很可能是假的,说明特务也已经开始怀疑我方拦截情报的工作,日后必回格外小心。
因而,扬帆认为此时不宜采取太大的行动,以免国民党保密局与上海潜伏特务之间就此停止联络。
没几日,公安部门又截获了一封电报,正是保密局从对面发过来的,内容是:“保密局发给吴思源的活动经费旧币775万元,以汪洋的名义由香港汇至上海林森中路施家瑞收。”
扬帆仔细看完电报,认为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吴思源与施家瑞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一般,要么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人,而吴思源只是一个化名而已。
这么分析之后,就让原本比较艰巨的侦查工作,顿时峰回路转,从此有了具体的
目标,可以制定具体行动计划了。
侦查员立即开始从银行汇兑方面着手开展工作。当时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还未恢复,所以从香港汇往上海的款项都由香港银行委托,然后由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
据公司的职员回忆,领款人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中年男子,并没有什么具体特征,并且拿了钱很快就走了。
侦查员根据在汇款存根上所填收款人的地址,利用这条线索找到了上海临汾中路567路14号,也就是施家瑞的家庭住址。
然而,侦查员经过对施家瑞的户籍进行调查时,却发现他们家里只是个开瓷器店的生意人,而且是真名实姓,与任何特务机关都没有什么瓜葛,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海外关系。
侦查员有些大惑不解,经过连续几天的侦查,也没有发现这个施家瑞的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这家瓷器店开始经营的时间并不长,其实是在施家瑞领取了那笔775万元的经费10天后才开张的。
那么,这个施家瑞所开的“振兴瓷器店”到底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为了进一步查清真相,侦查员扮成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开始在瓷器店的周围做起了生意,果然发现了振兴瓷器店的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就是施家瑞开的这个瓷器店的位置极为偏僻,居然开在比较破旧的居民区旁边,门口的主要人流都是车夫,流浪汉等一些这样的低收入群体。
当时的上海并不富裕,购买瓷器的人多数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毕竟在当时也属于奢侈品店,为什么会开在这种穷地方,那谁去买呀?
侦查员还发现,这个振兴瓷器店登记的户籍资料里,除了施家瑞和他的父亲施香莲之外,还分别有账房、跑街、学徒各一个,施家父子等几个人在店里都经常能看见,唯独一个叫罗炳乾的跑街却从来没见过。
这个罗炳乾肯定有点问题,那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侦查员的目标很快就转移到了这个跑街的人身上。
根据户籍资料登记,这个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如今住在上海市福佑路,然而侦查员几次偷偷跟踪施家瑞前往,由于人口非常多,环境复杂,又不敢跟得太近,最后都不小心丢失了跟踪目标。
因而,如果这种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逐一上门排查,或者贸然采取行动,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让潜伏于此的特务此后销声匿迹。
扬帆经过深思熟虑,为此还组织召开了侦破会议,决定对福佑路进行电台测向侦查,还特意请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厉培明,原国民党保密局某电台台长,解放前期参加起义投诚,既精通国民党电台的测向业务,同时也熟悉军统中电讯人员的情况。
扬帆把厉培明请到办公室里,认真向他介绍了具体的案情,同时也向他咨询一些无线电测向机的使用方法。
厉培明仔细的听着案情,当杨帆无意间提到振兴瓷器店,当跑街的罗炳乾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眉头锁紧,立即打断了扬帆的话。
他思考良久,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即说道:“我也认识一个叫罗炳乾的人,以前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据厉培明回忆,那个罗炳乾是湖南华容人,曾经化名叫罗汉,早在30年代就参加了军统,后来在二厅电信监察部门当技术研究室的副主任,是个少校级的电信干部,这个人技术很棒,是不是他呢?
经过侦查员们查阅档案,罗炳乾于1937年就考入国民党军统技术特训班,毕业后历任军统郑州台、重庆总台、印度加尔各答台报务员等职务,不过解放后去向不明,不知道是死是活。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侦查员们心里也没有底,从当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两个罗炳乾只是籍贯不同,跑街的罗炳乾籍贯是南京,而不是湖南。
扬帆还是下令立即找到这个罗炳乾,因为只要让厉培明看一眼,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个罗炳乾一直都没有出现。
不过,既然锁定了罗炳乾这个目标,侦查员只要在福佑路架设了侦测机,不管这两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只要这个特务用电台信号继续与保密局联络,就能锁定电台的具体位置,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
侦查员装扮成卖竹竿的小贩,把便携式简易测向机藏在竹竿一头,然后用布包裹起来,天线隐藏在竹竿里,每天沿着福佑路仔细搜寻,来来回回不停侦查。
前两天,侦查员一无所获,并没有搜寻到任何信号,终于在第3天,当侦查人员顺着时隐时现的信号,走到福佑路362号的门前时,突然测向机接收到了清晰的发报信号,看来特务就住在这里。
这间老式石库门的房子,两扇大厚木门一关,难以看清里面的动静,侦查员几天监视下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晚上也不亮灯,更不见罗炳乾进出的身影。
上海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长、扬帆副局长立即召集所有刑侦专家开会研讨接下来的案情。
李士英局长神情凝重,对着大家说道:“这个破案工作刻不容缓,咱们公安人员责任重大,怎么才能尽快破案?”
扬帆副局长用手扶了扶眼镜,慢慢说道:“就目前的线索来看,那个小瓷器店与国民党特务肯定有联系,应该可以动手了。”
负责此案的侦查员随即表示,虽然掌握了大量证据,但是不清楚罗炳乾用的是独立电台,还是组台,如果是独立电台,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现在罗炳乾始终不露面,咱们一动手,万一他不在里面,肯定会打草惊蛇,这样一来,如果是组台的话,他后面的整个特务组织也会逃之夭夭,咱们或许可以在等等,放长线钓大鱼也不错。
李士英局长眉头一皱,说道:“咱们这样太被动了,如果罗炳乾一直不露面,那是不是要一直等下去?还不如直接进去抓人。”
李局长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务一天没抓到,咱们上海市的人民就要多承受一份轰炸的危险,必须特事特办,如果没抓到罗炳乾,就直接去瓷器店找施家瑞要人!”
经过讨论研究后,为了迅速打掉敌机的嚣张气焰,大家最后终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立即采取逮捕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上海市福佑路362号的门口,一个侦查员悄然翻进了罗炳乾的房子,随着“吱呀”一声,罗家大门被打开,等候一旁的几个侦查员立刻闪进了大院里。
侦查员们直接冲进了罗炳乾的卧室,举着枪到了房间一看,却不见任何人影,急忙又冲上了阁楼。
只见一个男人正躲在阁楼里,头上戴着耳机,正专心致志的发着电报,侦查员用枪对着那个男人,大喝一声:“不许动!”
男人马上慌了,一边摘下耳机,一边拉开窗帘准备跳窗,但是侦查员们已经快步冲到了他面前,只能束手就擒,而且还人赃俱获。
经审讯,此人正是军统特务罗炳乾,与厉培明所说的是同一个人!面对大量缴获的证据,他知道无法抵赖,随后招供了一切。
1949年7月的一天夜里,国民党保密局四处处长杨振裔找到了罗炳乾,说想派他到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并且告诉他年底就会反攻大陆,让他前去上海打前战。
罗炳乾马上回答:“为了党国的利益,属下万死不辞!”随后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并且被任命为上海独立电台台长,此行任务是专门为轰炸上海提供准确目标,让解放军可以攻下上海,但是不能守住上海。
按规定,罗炳乾化名吴思源,,并于1949年8月25日化装成商人顺利搭乘渔船进入上海,此后开始潜伏在上海独自开展行动。
罗炳乾之所以这么痛快答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恋人在上海,那就是施家瑞的妹妹施丽华。
到了上海后,罗炳乾在福佑路租了一间住房,然后与施丽华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为了不使自己的身份暴露,对于台湾保密局汇过来的775万活动经费就交给了大哥施家瑞。
同时,罗炳乾还让施家瑞开一间瓷器店,并让施家瑞和几个雇员帮忙外出搜集情报,通过各种关系到机关、码头、工厂等周边去踩点,将厂址的方位标示出来,为国民党轰炸机确定目标,然后邀功领赏。
罗炳乾则躲在福佑路的家里,平时深居简出,根据大家搜集来的情报,经过整理后利用电台向国民党保密局汇报。
正是由于罗炳乾的情报,当时的上海江南造船厂,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目标,都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炸毁,而“二六”大轰炸的主犯正是罗炳乾,整个过程全部由他一手参与策划。
公审大会的现场,罗炳乾这个恶贯满盈的国民党特务,面对着周围义愤填膺的上海群众,吓得身体不停弯腰颤抖,竟然尿湿了自己的裤子。
由于罗炳乾罪大恶极,为了严惩这个特务,上海市军管会最终以窃取情报罪、反革命分子罪、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罪行,当场判处其死刑。
另外,施家瑞父子也因为罗炳乾提供情报,掩护并协助反革命分子等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店里其他的人也被判处重刑。
自“二六”大轰炸发生后,陈毅市长多次请示中央军委,前后有两个高射炮团进入上海,大大增强了上海防卫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邀请苏联政府派出空军协助,参与上海领空的防御,并命令华东军区迅速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950年5月初,国民党当局得知海南解放的消息后,听说解放军下一步即将进攻舟山群岛的军事基地,立即撤离了全部在舟山驻扎的国民党部队,从此上海人民终于迎来了天空的安宁,再也不用担心敌机的轰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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