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
2019年9月3日，《约翰·拉贝先生在中国三十年事迹展》在北京开幕。中国人追寻着约翰·拉贝先生30年来的足迹，一幅舍己为人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
来自大洋彼岸的特殊“求救”
2020年3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那头是海德堡人，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
医生说：“我和家人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明显的症状。”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德国国内在治疗病毒方面也承担着极大的压力，出现了物资、药品短缺的状况。医生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中国。
接到这通电话，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迅速将消息传回国内，请示处理方法。最终，工信部联系了浙江的一家医药企业，对德国进行支援。
与此同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还联系了南京市政府，政府在短时间内收集了3万只口罩、620瓶抗疫药品和200套防护服，工作人员乘坐专机将物资运送到德国。
飞机落地柏林后，工作人员又紧急前往700公里之外的海德堡，在那里见到了电话求救的医生，将物资安全移交。这名医生究竟是谁？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
他是托马斯·拉贝，一名土生土长的德国海德堡医生，拉贝的爷爷名叫约翰·拉贝。抗日战争时期，约翰·拉贝曾以一己之力拯救了25万中国人。你待我以诚，岂敢相负？
托马斯·拉贝
幸福快乐的异国之旅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普通家庭。拉贝的父亲是一名船长，常年出海，每次回家时，都会向拉贝讲述自己的他国奇遇。从那时起，小小的拉贝心中就种下了一颗探索世界的种子。
遗憾的是，拉贝年纪尚小，父亲便撒手人寰，拉贝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补贴家用，他早早地进入社会工作。
或许是父亲口中的非洲生活太有吸引力，拉贝初中辍学后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莫桑比克。拉贝同当地的人一起工作，感受他们的热情与纯真。
在非洲人工作几年后，拉贝又对古老的东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辗转来到了中国，于1908年到达北京。
约翰·拉贝
拉贝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近乎狂热，他收集了许多老北京的照片与图画，就连自己的婚礼地点都选在北京。在自己最爱的城市，拉贝与未婚妻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后的第二年，拉贝与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其乐融融。
拉贝拥有聪明的头脑与强大的工作能力，他进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机构工作，而后出任北京分公司的经理。
在拉贝的安排下，西门子公司的对华业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公司也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期。万般无奈之下，拉贝只能带着妻子和孩子返回德国。1920年，中德关系有所缓和，拉贝一家人才重新回到中国。
在北京工作4年后，拉贝被调任到西门子公司天津办事处工作。1931年，拉贝接受南京分公司经理的邀约，成为西门子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
自此，拉贝便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踌躇满志的拉贝并没有想到，南京之旅也是一场阴谋。
随着日本铁蹄踏上中华大地，中国被日寇骚扰侵犯的十几年苦难生涯由此开始。那时德国和日本是二战同盟国，德国一直想在南京安排一个人，作为侵华战争的代表。拉贝是德国人，同时也是纳粹。
中学时期，拉贝曾经加入德国社会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经过多方考量，认定拉贝是最合适的人选，随后便任命其为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前往南京工作。
1932年，拉贝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院长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是以，拉贝获得了一座在广州路小桃园10号的房产。
这是一座集办公和居住为一体的建筑，西式砖木结构，带有东方特色的红瓦，中西兼备。拉贝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后花园，与金陵大学相连，出行也十分方便。
拉贝在房间的客厅挂上了自己曾经在南非森林中获得的野兽犄角以及漂亮的动物皮毛，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通过楼梯登上二楼，站在阁楼中，俯瞰整个南京城。
他曾经说：“我喜欢中山陵的蓝瓦灰墙”。房屋的后面，是一所德国学校，因此在南京，拉贝总会找到特别的归属感。
拉贝心思细腻，注意到在西门子南京分公司，很多德国人同自己一样，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德国孩子想在中国生活，教育便成为重中之重。
为了解决西门子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拉贝计划在南京创办一座德语学校。然而拉贝财力有限，只能向德国大使馆求助。
德国大使馆满口答应拉贝的请求，却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拉贝必须加入党组织。大使馆表示：“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只会为自己的部下拨款用于学校建设。”为了筹集经费，拉贝加入了德国纳粹党。
在中国生活多年，拉贝对德国国内的环境并不了解，至于德国纳粹党真正的职责，拉贝也是一知半解。经费筹集完毕后，拉贝如愿修建了德国学校。
拉贝没有想到，德国纳粹党的身份，在短短几年之后，竟然让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在中国南京，拉贝度过了7年的快乐时光。拉贝的女儿在北京工作，闲暇之余会带着外孙女来南京探望，同小外孙女相处，拉贝总会被逗得哈哈大笑。
1937年的夏天，小孙女儿和拉贝在北戴河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那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灾难正悄然降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夏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
8月15号，日本派遣战斗机轰炸南京。那时拉贝正在北戴河度假，听到南京的消息，他坐立不安。深思熟虑后，拉贝还是决定与这座城市一起，共度难关。8月末，拉贝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南京。
9月20日，拉贝收到了日军司令部的通知：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三天后，拉贝再次收到了西门子洋行发布的消息，公司十分担心拉贝的安全，支持他离开南京。
滞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逃往武汉避难。
众人纷纷劝告拉贝尽快撤离，他却说：“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
在拉贝看来，自己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如今这个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富人全部逃离，穷人们却不得不留下来。
他们没有足够的钱逃离，更不知道自己应该逃往何处。如果没有人帮助，这些穷人将会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
“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拉贝如是说。
那时拉贝已经是南京纳粹党分部的副部长，也正因如此，拉贝有足够的理由留在南京，帮助中国难民。
为了救助更多无辜之人，拉贝在自己家的院子修建了防空洞，在防空洞上悬挂了一面长6米，宽3米的布，上面是纳粹党的党旗。
短短一段时间，防空洞中就已经聚集了整整600人。纳粹党这一身份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曾经给拉贝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而在危难时刻，这一身份也让众多中国人逃脱魔爪。
防空洞内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群众，食物、水、燃煤等物资告急。拉贝每天都在外奔波，筹集了大量的物资，长此以往，拉贝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两个日本人尾随着拉贝来到防空洞的墙外，想要爬上旁边的大树，窥探内部情况。
拉贝发现了他们，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这是我居住的地方。德国和日本是联盟国，你们不能侵犯我的隐私。”
说着，拉贝还将自己身上的党徽展示给日本人看。彼时日本与德国是合作关系，日本人不敢忤逆，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拉贝收容每一个前来逃难的民众，渐渐的，防空洞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拉贝的住所也改名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不久后，拉贝的住所已经无法继续容纳南京难民。
11月，日本加紧侵略南京，南京政府开始撤离。大部分的难民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拉贝再一次担起重任。
随后，拉贝联络了鼓楼医院的医生和德国传教士等20名外国人，他说道：“日本人正在疯狂屠杀，许多无辜的百姓就这样惨死，这有违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这些暴行。”
于是，外国人自发成立了国际委员会，推举拉贝为主席，负责难民的收容工作。
后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该有丝毫的荣誉。”一直以来，拉贝都有着坚定的信念，自己在中国度过了最美好的青年时代，儿孙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在这里，拉贝获得了生活和事业上的前所未有的成功，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帮助南京市民，是拉贝的社会责任感驱使，同时也是他报恩的方式。
南京保卫战宣告失败，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只剩下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日军进城后，惨绝人寰的杀戮开始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日军的暴行，百姓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见到中国百姓每日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拉贝十分悲痛，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决心用我的身份，拯救这些无辜的百姓。”
《拉贝日记》剧照
当时，国际委员会经过商量后一致决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如果城市再次受到空袭，普通市民可以前往安全区避难。拉贝与中国政府沟通此事，政府表示赞同，并且愿意为其提供资金、粮食以及必要的安全守备。
对于安全区非军事的承诺，日本人却毫不犹豫地拒绝。拉贝据理力争，日本政府最终承诺：只要安全区内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本政府就不会主动攻击。
于是，拉贝将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汉中路的区域划分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就设立在宁海路5号。
安全区设立后的每一天，拉贝都冒着战火，在难民收容所与国际委员会总部之间来回穿梭，与中国、日本、德国政府进行沟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手无缚鸡之力的南京群众。
安全区内，拉贝在其他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建造了25个难民收容所，每个收容所能够容纳10000人。因为拉贝的特殊身份，日本人不敢来犯，25万人因此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
安全区内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久后就面临着物资短缺的问题。然而日军对粮食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如果安全区内无法得到补给，南京市民将会被活活饿死。拉贝曾经多次与日本交涉这一问题，均被日军拒绝。
是以，拉贝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份施压，这才换来日军的妥协。
12月13日，日军给出明确的答复：拉贝可以从安全区的外面获得粮食，安全区内也可以留下一定数量的警察，但是日军需要驻守在安全区的出入口。
群众的口粮问题解决，拉贝也松了一口气。
此后，拉贝一直在为南京市民奔波，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因为身体过度疲劳引发了糖尿病病症的加剧，短短几天的时间内，拉贝就已经将所有的胰岛素打光。
深受拉贝恩惠的南京市民一直心怀感恩，1938年1月31日，农历春节。大量的难民排着队，向拉贝三鞠躬，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与最高的敬意。
难民们将一块红布送给拉贝，上面写着：“你是千千万万人的活菩萨。”
正视历史，舆论称王
在帮助南京难民的同时，拉贝还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他将日军侵华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整理成《拉贝日记》，为证实日本的罪行提供了有力证据。
安全区的存在让日军不满，不久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军队的抗议书。
其中说道：“如果不能将拉贝调走，日方将会尽快上报希特勒政府，对西门子公司进行制裁。”
日军步步紧逼，西门子公司只能发出调令，强行将拉贝召回德国。
纵使无法直接为中国提供帮助，拉贝依旧决定将日军侵华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从舆论上声援中国。
回到德国后，拉贝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他说：“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不仅抢夺财物，强奸妇女，还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疯狂扫射。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凶狠、最残暴的军队。”
后来，拉贝还播放了自己带回的长达105分钟的日军暴行影片。
6月8日，拉贝亲自给希特勒寄去了一封报告，上面记录着日军的侵华罪行，报告多达260页，附有22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触目惊心。
拉贝的行为损害了德国政府的利益，希特勒政府下令将其逮捕。就这样拉贝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时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政权轰然倒塌，他才重获自由。
出狱的拉贝面临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晚年的他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居住在一间租来的小房子里。他失去了工作，依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囊中羞涩时，拉贝甚至露宿街头。
中国政府得知此事，紧急在南京发动了募捐活动，25万甚至更多接受过拉贝帮助的南京市民积极参与，短短几天的时间，政府就已经筹集到了1亿元。
中国政府将其兑换为美元，送到了拉贝的手中。与此同时，中国还承诺，以后每个月都将给拉贝寄去生活费，以供其养老。
拉贝接过巨额援助，已经泣不成声。他亲笔写下了感谢信，表达了对政府和百姓的支持。1950年，拉贝中风去世，然而拉贝家族与中国的故事，却依旧在上演。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拉贝的孙子托马斯再次向中国发出请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从未忘记拉贝几十年前的恩情，在我国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旧尽我所能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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