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的认定（江苏盗窃罪量刑标准）

我国《刑法》对盗窃、诈骗等犯罪的描述为简单罪状；司法人员对简单罪状的犯罪的认定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扬州一男子鼓动妻子取走岳父存款留假存单案件而言，可能存在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争论；警方以涉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追究被害人女婿的刑事责任，又涉及到盗窃，或者诈骗近亲属财产的认定。

扬州一男子鼓动妻子取走岳父的存款构成何罪

对简单罪状的理解

刑法分则条文对基本罪状的描述方式，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即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简单罪状，是指刑法分则仅写出犯罪名称，没有具体描述犯罪特征。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的”等，都是简单罪状。

简单罪状的特点是：简单概括，避免繁琐；刑法分则条文之所以采用简单罪状，其原因为：生活领域中的犯罪手段多样；由于法律语言的局限性，立法人员无法具体归纳生活领域中的某些犯罪，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方法形形色色等。从总体上看，刑法分则采用简单罪状的，多数为生活领域中的犯罪，即，人们常称的道德犯，而行政犯一般采用叙明罪状等。

对道德犯的理解

所谓道德犯，是指依据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或者习惯，基于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立法者应当，或者不得不将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规定为违法犯罪，例如，盗窃，诈骗、强奸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司法人员对道德犯，或者传统伦理犯的构成，以及量刑的根据不仅仅是刑法，而且包括伦理传统。

在中国，窝藏、包庇罪是道德犯，但传统中国受到“亲亲得首匿”原则的影响，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但多数法律人认为本罪是行政犯，不用伦理因素考量本罪的构成与量刑，普遍追究近亲属间的窝藏、包庇行为。犯罪人的近亲属对犯罪的人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由于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得以窝藏、包庇罪论处。

司法人员区分道德犯与行政犯有重要意义。例如，近亲属之间的财产犯罪，取得近亲属谅解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即便追究刑事责任也可以从宽处理；近亲属之间的人身犯罪也应依前述规则处理，但性犯罪应当例外，性行为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判断。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盗窃罪与诈骗罪、侵占罪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盗窃罪与诈骗罪却是对立关系，盗窃罪与侵占罪中的侵占委托财产也是对立关系。由于我国的刑法理论认为我国刑法分则的罪名可以想象竞合，司法实践便较少分析不同犯罪的具体构成。所谓对立关系，是指非此即彼关系，盗窃罪与诈骗罪不可能有想象竞合。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受害人在未识破真相前是否自愿处理财产；这里的处分仅限定于转移财产所有权，或者财产利益。以次充好的行为为诈骗，于是法律人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同时构成诈骗的，属于想象竞合，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处罚。

想象竞合实际上不适用成文法国家，或者地区，否则，司法实践不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有无事生非的要素，正因为我国的刑法理论认为具体罪名可以想象竞合，前述两个罪名广泛适用。想象竞合理论仅适用判例制国家；判例制国家并没有刑法典，司法实践必然使用想象竞合理论，例如，西方国家因儿童杀人被判有罪；目前，仍有西方国家没有犯罪年龄的限制。

盗窃罪与诈骗罪不存在想象竞合意味着，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或者财产权益的意思表示为盗窃，反之，即为诈骗。例如，借款人虚构借款用途的可能成立诈骗罪，但不可能成立盗窃罪。就盗窃的字面含义而言，盗可以理解为“强盗”；窃可以理解为“秘密取得”。公开盗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应当严格受到限制，有人身伤害可能性的是认定盗窃的前提，例如，微信群抢红包不宜认定为盗窃罪，但可能成立诈骗罪。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对夫妻俩留假存单的评价

本案男子因投资失败欠下外债，鼓动妻子私下动用岳父存单，事后伪造假存单蒙混过关。该夫妻成立何罪，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认为夫妻成立盗窃、诈骗，或者侵占罪。具体分析如下：

岳父的存单为女儿保管时，夫妻俩可能构成侵占罪。司法人员对“拒不退还”应当有正确的理解，否则，这对夫妻可以将来归还债务逃避法律责任。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出卖，或者偿还他人债务或者赠与第三者的，是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侵占。

岳父的存单为自己保管，女儿私自动用的，可以评价为盗窃，事后伪造存单不能评价为诈骗。因女儿与受害人为近亲属，夫妻定罪量刑可以区别对待。该男子是否成立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不需要具体分析。本罪的银行存单，是银行发行的可以用于支付债务的工具，一般不记名、定额、可自由流通；行为人伪造不能自由流通的银行存单是否成立犯罪还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