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4名国民党战犯获得特赦（特赦令）

2019年1月，国家进行第九次特赦，共有23593名刑事犯被特赦释放。这次特赦看起来规模巨大，然而在历史上，从特赦中获益最多的并非是普通罪犯，而是建国前被捕的数百名国军战犯。

涅槃般重生——特赦释放

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的表弟，朱德的下属，周恩来的学生，林彪的老上司和刘少奇的老乡。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过往，若是能坚持到新中国建立，都应该能算得开国领袖。

可是这个人并未名留青史，反而大半生沦为囚犯，他就是军统大特务，国民党中将——文强。1975年，时年68岁的文强，经过特赦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重获自由。

事实上1975年的特赦已经是建国以来的第7次特赦。早在1959年，新中国就顺应国内外形势对积极认错，改造较好的多名原国民党或原伪满在押战犯进行特赦。

国家此举，有着复杂和深远的目的。

其一，经历朝鲜战争，国内外势力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减退。国内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逐渐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变。

此时应该对国内利益受损的势力释放善意，这样才可以实现国民和解，进而最大限度整合国内各派势力，共同建设新中国。

其二，因为美军的粗暴干涉，新中国短期内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我方需要通过感召统战等方式，向台湾当局示好，以促进双边谈判，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

而且当时在台湾岛内已经出现反台独，反美帝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就是1958年发生的金门炮战。在朝鲜战场失败的美国开始谋求在海峡两岸制造仇恨和分裂。

在美国和日本的鼓动下，台湾岛内不断传出割据海岛，独立建国的声音。在这场“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国共双方以持续近2个月的炮战，联手粉碎美国企图划海峡分裂中国的阴谋。

我军以雷霆万钧的炮火沉重打击美军驻台部队，而蒋介石集团也以此为契机向美方证明自身的重要性，进而打消美国推翻蒋氏政权，扶植台独势力的计划。

所以当时毛主席向政府提议，建议趁着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机会，特免一批改造良好的国民党和伪满在押战犯。通过此举向蒋介石集团释放善意。

其实特赦此举并非贸然之举，而是经过多年考量和讨论的。早在1952年2月5日，最高公检法机关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开始讨论当时新中国在押战犯的特赦问题。

当时就提出一条建议：可以在确保战犯经过思想改造，有改恶从善的表现后，利用适当的时机，对在押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给予宽大处理。

在1956年举办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上，周总理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帮助下，经讨论同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最终全会通过分批对在押战犯进行宽大处理的建议。

周总理还在当年的人大会议上发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论述，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口号，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正是在机缘巧合和长期筹备讨论之下，新中国先后在1959、1960、1961、1963、1964、1966和1975年进行七次特赦。期间共释放原国民党战犯554名，反革命和刑事罪犯12628名。

不弃地关怀——生活优待

我党是出于真心，希望这些过去被错误思想和教条蒙蔽的战犯，能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真诚地悔改并力所能及地做出弥补。对他们的优待不仅体现在改造时期，更在于释放之后。

当他们在功德林或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我党并没有肆意虐待这些手上沾染民众血泪的战犯，反而尽其所能拯救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笔者对一部名叫《决战之后》的电影印象深刻，这部电影详尽细致地描绘众多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改造期间的生活与经历。本片生动地展现那句“将军决胜何止在战场”，进而成为共和国影视经典。

该片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均是在于其过硬的剧本。本片是根据国军少将师长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的报告文学改编。邱行湘在洛阳城破后便被送入功德林中改造，直到1959年大赦才恢复自由。

黄济人正是通过自己与舅舅邱行湘之间的私人关系，查访获知到很多功德林看守所中的犯人在生活学习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小故事。这才使得自己这段经历得以生动地重现人间。

党中央对在功德林看守所中关押的国民党战犯非常关心，不仅为其提供良好的饮食和居住条件，还非常重视他们的个人爱好和身体健康。其突出例证便是杜聿明、黄维和张淦的经历。

作为淮海战役国军方面的“总指挥”，杜聿明本应为十恶不赦的战犯。但当看守所方面了解到杜聿明患有脊椎炎、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的病情后，依旧予以其最大限度的治疗和照顾。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十分紧张。但是为诊治杜的病症，中央政府决然拿出并不宽裕的黄金储备，从向香港购买治病的进口特效药，最终杜聿明周身病症均得到良好救治。

讽刺的是，当年因为国军战况不佳，为求尽快将杜聿明推上战场，国府的医院不顾病情地直接切除杜聿明的一颗肾脏，并让他“火速”成为淮海战场的“救（背）火（黑）队（锅）员（的）”。

而且杜的长子杜致仁曾在哈佛留学，却因为家中贫困，难以支付学费。还在台湾的杜家不得不请求蒋氏父子援助。可怎料蒋介石翻脸无情，克扣援助，迫使杜致仁在毕业前一年绝望自杀。

此事引得在狱中杜聿明和知情的“狱友”心中一片悲凉，就此彻底斩断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羁绊。哪个是假仗义，哪个是真拯救？相比之下，一目了然！

张淦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桂系军阀张淦是在我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落网入狱。他为人好卜算喜八卦，曾要求拥有一本《周易》，并叫嚷天下只有自己和毛主席能读懂《易经》。

看守所将此事向上禀报后，毛主席非但没有气恼，反而客观地为看守所推荐购买乾隆版《周易》来满足张淦的爱好。

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功德林中的死硬分子黄维。因为自己“书呆子”的特性，黄维在看守所中一直拒绝承认失败，坚决抵抗改造。但经过多年感化，也深受触动，只是碍于“忠臣不事二主”的旧习不愿承认。

黄维自从淮海战役后被拘押，因为思想改造程度太差，屡屡“落选”特赦名单。直到1975年的第七次特赦，赦免条件无比宽松，黄维这才被释放，他在功德林中待了整整25年，创造最长关押记录。

在功德林生活的后期，黄维将精力主要投入在永动机的开发上。现在我们都知道永动机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骗局，一味的实验只能造成巨大的浪费。

但研制永动机却是黄维“实现自我价值”并逃避失败的避风港。当时我国正经历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到下都扎进裤腰带过日子。但收到黄维的请求后，中央依然拨发三千元经费，供其研究实验。

在电影中毛主席对此事的评价是“我们共产党人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只要能让他有这心思，我们就该全力支持他”。可能这就是对毛主席那句“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容易，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就难喽”最好的实践。

当这些洗清罪孽之人，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后，国家依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在1959到1975年的前后7次特赦期间，中央政府皆严格保护在押人员的私人物品。无论他们在被逮捕时，随身携带多少物品，都会在被释放时“完璧归赵”。

小到鞋帽、剪刀、水壶或是别针，大到大衣、蚊帐、首饰和金表，中央政府都“秋毫无犯”。看守所将其放在物品间中，静静等待他们原本的主人的出现。

同时看守所还为所有特赦人员提供崭新的外衣和棉衣等物资，保障其出狱后的基本生活。仅以1975年第7次特赦为例，看守所为每名特赦人员提供100元现金，40斤粮票和一个装满生活物品的包裹。

在这个包裹中，特赦人员可以找到棉被、褥子，枕头等床上用品。还有应对四季的换洗衣物鞋帽、香皂肥皂、牙具等基本的个人护理以及水杯、笔记本等生活学习用品。

看守所如此细致体贴的帮助，就是希望这些已经“脱胎换骨”的“新人民”可以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所谓“不劳动者不得食”。基本生活物资上的供给只是一方面，重新令这些“新人民”有工可做、有所作为，才能真正令其融入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党和国家为此也是煞费苦心。

特赦人员中如果有参政议政能力者，我党则将其吸收到全国或地方政协中。他们成为文史专员，可以自由地撰写、研究和整理以亿计的文史资料，完善我国在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

战犯中如有理论文化水平较高者，可以被吸纳入专门的学校之中，为国家和军队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如在辽沈战场上与我军数度抗衡的廖耀湘，就被刘伯承元帅“点将”进入军事学院任教。

此外，特赦人员中的大部分人，都得以在饱览新中国建设成果之后，或返回故乡，或留在心仪的城市里当工人、农民，或从事街道管理等基层工作。

很多回到家乡农村生活的特赦人员，每月还能从政府领取到１５元的生活津贴，比烈士和工伤死亡职工的抚恤金待遇还要再多７块钱。这都是为保证其日后正常的生活。

党和国家不仅关怀他们的物质生活，还关注他们的生活境况，身体健康和个人去留的意愿。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还停留在“翻身做主人”的阶段，所以少部分干部和民众对于被特赦的人员依然存有抵触和反感的态度。这都会严重影响特赦人员出狱后的生活情况。

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经常组织国家领袖会见被特赦人员。如此，一方面可以深切了解特赦人员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做政治表态，鼓励民众接纳这些“新人民”。

如于1959年被首批特赦的郑庭笈，在当年就因为顶着“反动政府帮凶”的帽子，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工作不便，甚至逼迫结发多年的妻子与之离婚。

周总理在了解到情况后，不仅要求基层单位关心郑庭笈的工作生活，更鼓励居委会和政府部门撮合郑庭笈夫妇破镜重圆。

上文中提及的邱行湘，在52岁时被特赦。邱虽然重得自由，但是孑然一身，好不孤单。也是在组织的介绍和撮合之下，邱行湘在55岁时与纺织员工张玉珍喜结连理，并终得一子，过上完满的生活。

以上案例都印证党和国家关心特赦人员生活，努力帮助他们融入新中国，开始新生活的辛勤付出。

而对于身体状况不佳者，国家领袖特批，准许有病的特赦人员，在医疗上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接受公费医疗。对于丧失工作能力者，则由国家负担其生活开销，将其供养起来。

对于想出国或回台湾者，也最大限度给予方便，提供其路费和交通渠道。不过很多“心向蒋工”的国民党死忠离开大陆后，反而会更加失望。因为“他们爱自己的民国，但民国不爱他们”！

经过数次特赦，曾有以张铁石、陈士章为代表的10人依旧眷恋“校长”的关爱，执意回台。却不想他们这些被俘人员在台湾早已成为“忠君爱国”的“烈士”。

如今“烈士忠魂”“死者复生”，一者扇红蒋氏父子的老脸，二者张、陈等人在大陆的经历，恐将成为宣传教育台湾民众认清台湾伪政权的照妖镜，严重威胁反动政府在台湾岛的统治。

故而台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烈士忠魂”返台。通过设置行政阻碍，恐吓特赦人员家属等方式，台当局迫使张铁石绝望地在香港酒店中自杀身亡，其余9人也只能远投他国，终生未能踏上宝岛。

如此比较，高下立判。倒是真不负杜聿明在《决战之后》中的一句台词“党国不亡，没有天理”。

根本的胜利——广纳人心

自古以来，人心是促进社会安定最根本的因素。当北方联邦政府赢得美国南北战争后，总统林肯的妻子玛丽·托德曾激动大喊道“我们赢了！我们要把那些南方的奴隶主和叛国者都杀光！”

托德的叫嚣音犹在耳，一生畏妻如虎的林肯，浑身颤抖，仿佛用尽一身力气，少有地拒绝妻子的要求。他的理由是：战争已经结束，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家都是美国人。

是的，物理上湮没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很简单，但是此举在民众心灵上造成的伤痛却是再久的时间都无法彻底弥合的。每当有国家内战发生，军事和政治胜利是其次，整合人心才是任重道远。

正是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国家才以大决心，大毅力，去改造那些拘押的战犯。因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挽救他们的灵魂，才能消弭人民在阶层、立场和意识形态间的隔膜，真正统一国家。

一面是我党对战犯的宽宏大度和细致照顾，另一面是旧主“故国”对自己的猜忌与冷漠无情。这种对比令很多“被打倒者”真正地认识到在过去犯下的过失，也真正佩服起击败自己的对手。

如抗美援朝期间，功德林中的国军战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在美军的帮助下，蒋介石集团必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可怎料志愿军以血肉之躯，硬是将美国人打回“三八线”。

经此一役后，这些国军大佬对共产党人彻底拜服。王耀武，邱行湘，杜聿明等人主动请缨为志愿军战士炒制粮食。

杨伯涛，吴绍周，覃道善等人更根据自己对美军和美械的了解，主动为志愿军上书“破敌指南”。他们撰写的材料促进志愿军开创出针对美军弱点的战术，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嘉奖。

进入和平时期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还积极通过撰文和广播喊话等方式，客观地向全球华人和台湾同胞表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国家统一政策，有力促进岛内和平统一的思潮。

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倘若没有国家对他们的平等对待和思想感化，很多因为民主革命而利益受损的人依然会抵制新中国。唯有以宽仁收拾民心，才能真正凝聚人力，建设国家。

参考文献：

《新中国特赦实践:历史进程、规范技艺与法治精神》2020年05期《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贺洪波

《特赦战犯的台前幕后》2020年03期《湘潮》冯晓蔚

《一项推动和平统一祖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2019年《统一论坛》杨亲华

《共和国历次特赦钩沉》2019年10期《文史春秋》叶桂郴 黄坚

《新中国成立后的特赦》2019年13期《中国人大》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