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罹难者为什么没有身份证号（知道姓名查身份证号）

来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综合整理自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ID：gh_17719e8e5633）、“广东共青团”（ID：tuan_tuanjun）

近日，有人质疑日本制造中国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真实性，“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到底杀了多少人？并没有确切地统计出来到底死了多少人，有名有姓的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人，也没有认真研究30万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以此为论据否认史实，称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

惨案发生时未推行身份证制度

从中国户籍制度史的角度，可以破除这个质疑。

中国的户籍制度起源得很早。在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由于有管仲的倡导，开始确立了与田地登记相结合的户籍制度，施行较为严格的基层地方组织监管措施，叫做“户籍田结”。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甚至出现了身份证的萌芽，住店外出都要随身携带。《秦律》要求，无论男女，都要登记户籍。

但是，随着田赋制度的不断改革，到了明清改制成摊丁入亩，户籍与徭役脱钩，人身控制逐步放松，加上清末的战乱和列强势力渗入，实行了几千年的传统户籍制度就此崩坏。清政府对人口数量和基本情况不清楚，于是大力推行新政。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提出人口普查的六年计划，然而在人口调查中激起了民变，直至清朝覆灭，也没能获得清楚的数据。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参照英、美户籍及人事登记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户籍法》，但没有发放身份证，也没有实现完备的户籍登记。

1946年的《户籍法实施细则》中，关于国民身份证的规定

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订《户籍法》，同年又颁布《户籍法实施细则》，开展全面户口清查、登记，并对年满14岁的人颁发《国民身份证》。这一政策，直至南京国民党政权倒台，也没能真正实行。

换言之，在1946年之前，民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全国性身份证。由此可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受难的中国人民没有身份证件，更无从记载他们的身份证号。以此时之政策，度历史之真伪，未免缘木求鱼。

30万人战后军事法庭早已确认事实

那么，“30万以上”，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是如何认定的？

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由中国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设立的10个军事法庭审判。

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在南京保卫战中，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

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参观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苏阳摄（新华社）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

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

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悼念。方东旭摄（新华社）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还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可以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因此，对于认定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而言，“遇难者30万”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捍卫的不只是历史更是民族尊严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

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年里，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

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李博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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