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3月的一个月明之夜，英国士兵在国王街杀害了五名波士顿人。尽管距离那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人们仍然在争论波士顿大屠杀的责任。这应该归咎于向士兵们投掷侮辱、雪球、牡蛎壳和其他物品的波士顿人，还是应该归咎于反应过度的军队，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向平民开枪的殖民地法律?无论你站在辩论的哪一边，大家都同意波士顿大屠杀是美国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屠杀
在1770年多雪的冬天，波士顿的许多居民对英国军队在他们城市的存在怀有深深的怨恨。自1768年9月以来，两个正规军团驻扎在波士顿，当时他们响应总督恢复秩序和尊重英国法律的号召登陆波士顿。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波士顿的进口商拒绝支付规定的关税，麻烦就出现了。一些波士顿人不喜欢士兵，因为他们带来了竞争，经常愿意在下班时间做兼职工作，以获得更低的工资。海员们视士兵为令人憎恶的强制征兵法的执行者，该法律授权被扣押的人被强迫在英国海军服役。
3月初，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3月2日，约翰·格雷绳梯的一名员工辱骂一名士兵后，士兵与该公司的员工发生了拳打脚踢。据报道，一名电缆制作工人问一名路过的士兵，“你想要工作吗?”士兵回答说有，雇员就对士兵说:“那好吧，你去打扫我的茅房吧。”这名愤怒的士兵随后带着十几名战友回来了，战斗随即展开。
3月5日的悲剧始于一场简单的争论，起因是一名英国军官是否向当地一家假发制造商付款。这名军官正走在国王大街上，这时假发匠的徒弟爱德华·加里克喊道:“那个家伙不付钱。”戴着新发型的约翰·戈德芬奇上尉没有答谢加里克就走了。加里克坚持着，告诉三个路人戈德芬奇欠他钱。一个名叫休·怀特的哨兵听到了加里克的话。怀特告诉学徒:“他是一个绅士，如果他欠你任何东西，他会偿还的。”加里克的回答是，部队里已经没有绅士了，这使得怀特离开了他的岗位，与加里克对峙。在短暂而激烈的口角之后，哨兵用步枪打了加里克，把他打倒在地。
很快，一小群人被怀特和加里克之间的骚动所吸引，聚集在这个孤独的警卫周围，开始嘲笑他:“该死的龙虾回来了!糟糕的流氓!该死的龙虾!”人群增加到大约五十人。这群人大多是年轻人，有些人朝怀特扔冰块，他开始害怕起来。随着人群的规模和敌意不断扩大，怀特从他的岗亭退到海关大楼的台阶上，装上子弹，开始挥舞。怀特敲了敲门，用枪托撞在台阶上。怀特绝望地喊道:“快出来，警卫队长!”
与此同时，在向北几个街区的地方，平民和英国士兵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在一阵雪球的轰击下，一群士兵被赶进了营房。第三伙人，这伙人约有二百人，手持棍棒，聚集在码头广场。一个头戴白色假发、身穿红色外套的高个子男人极力激怒人群。麻烦似乎要在全城爆发。“我们去警卫队吧!”有人喊道，人群开始沿着一条小巷朝国王街涌去。有人拉下了“砖会屋”的消防铃绳，又有几十名居民来到了不安宁的街道上。
当天的军官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站在主要警卫队伍前面，来回踱步了近30分钟，一直在担心该怎么办。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他想，怀特可能会被暴徒杀死。试图营救怀特本身也有风险，因为士兵骚乱的后果将远远超过可怕的暴徒。此外，普雷斯顿很清楚省的法律禁止军队在没有地方法官的命令下向平民开火。最后，普雷斯顿做出了决定。“滚出去，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滚出去!”他朝他的兵吼道。
普雷斯顿和其他七个人排成两列，拿着空枪和固定的刺刀，开始轻快地穿过国王街。他们在海关大楼附近的拥挤人群中挤来挤去。普雷斯顿设法赶到被围困的列兵怀特那里，命令哨兵集合。普雷斯顿试图让这些人退到主要卫队去，但暴民开始向他们挤去。士兵们被包围起来，排成一排——相隔大约一身长——面对着已经增长到50到100人的人群，排成半圆形。人群中有许多人向士兵投掷各种各样的东西——煤块、雪球、牡蛎壳和木棍。
普雷斯顿上尉喊着让人群散开。一个名叫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的47岁的混血男子挥舞着棍棒向前移动，抓起一名士兵(休·蒙哥马利)的刺刀，将他击倒在地。蒙哥马利站了起来，大喊“该死的，开火!”然后朝人群的方向卸下步枪。不久之后——估计时间从6秒到1分钟不等——蒙哥马利大喊“开火!”其他士兵也开始开火。当塞缪尔·格雷双手插在口袋里站着时，马修·基洛伊的枪响击中了他，在他的头上炸出了一个“一只手那么大”的洞。另一支枪的两颗子弹击中了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的胸部。当暴徒向士兵靠近时，更多的枪开火了。一名17岁的象牙匠学徒，以及一名水手，被射进他们胸部的球击中。总共有5名平民躺在街上奄奄一息;另有六个人受伤躺在地上。士兵们装上武器，准备再次开火，这时普雷斯顿上尉(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喊道:“停止射击!不要开枪!”波士顿大屠杀结束了。
逮捕和监禁
枪击事件的消息传到了位于北广场的代理州长托马斯·哈钦森的家中。哈钦森冲到国王街，他看到一群愤怒的人，还有一个发抖的上尉普雷斯顿。哈金森质问普雷斯顿:“你知不知道，先生，你没有权力向聚集在一起的任何公众开火，除非你有一位民事法官在你身边下达命令?”在与普雷斯顿交谈之后，哈金森继续上楼到市政厅，那里已经聚集了几位议会成员。他向安理会成员保证，他将尽最大努力让正义得到伸张，然后他走到阳台上，俯瞰大屠杀现场，要求群众保持冷静:“让法律自行其是吧。我必按律法而生，也必按律法而死。”
午夜过后，法官理查德·达尼亚和约翰·都铎向治安官发出了对普雷斯顿上尉的逮捕令。普雷斯顿被逮捕，并被带到市政厅，在那里，他被两个法官就枪击事件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审讯。凌晨3点，法官们得出结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将普雷斯顿送进监狱，他将在那里待上7个月。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波士顿一位34岁的律师约翰·亚当斯来到他位于市政厅楼梯附近的办公室，一位波士顿商人拜访了他。“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根据亚当斯的回忆)，商人詹姆斯·福里斯特要求亚当斯保护士兵和他们的队长托马斯·普雷斯顿。亚当斯明白，接手这个案子不仅会使他受到批评，而且可能会危及他的法律业务，甚至会危及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但亚当斯坚信，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辩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案子。由于他的努力，他将得到十八畿尼的微薄报酬。
大屠杀发生一周后，应司法部长乔纳森·休沃尔的要求，一个大陪审团对普雷斯顿上尉和八名士兵提出了起诉。大约在同一时间，普雷斯顿在一份证词中陈述了他对3月5日事件的看法:
大约有几个卫兵来告诉我，镇上的居民正在集合起来攻击军队，钟声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出的信号，而不是为了开火，烽火是为了把远方的人们引过来。因为我是当天的队长，所以我立刻跑到守卫那里去。在路上，我看到人们在骚动，听到他们对军队使用最残酷和可怕的威胁。在我到达守卫处的几分钟后，大约有100人经过那里，向存放国王钱的海关走去。他们立即包围了那里的岗哨，用棍棒和其他武器威胁要对他进行报复。不久，一个镇上的人告诉我，他们的目的是要把那个士兵从岗位上带走，很可能要杀死他。我要他回来打听进一步的消息，他很快就回来了，向我保证他听到暴徒们宣布要杀了士兵。我担心这可能是他们洗劫国王的前奏。我立即派了一名士官和12名士兵去保护哨兵和国王的钱，很快我也跟着去了，如果可能的话，防止一切混乱，因为我担心军官和士兵会因为暴徒的侮辱和挑衅而失去警惕，做出一些鲁莽的行为。
普雷斯顿在监狱里的文章刊登在《波士顿公报》上。在早些时候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普雷斯顿表示“感谢……镇上的居民们，你们抛弃了所有的党派和偏见，以最大的人道和自由站出来倡导真理，捍卫我受伤害的无辜。”然而，在6月25日，普雷斯顿写给伦敦的一封信却被波士顿的报纸发现，破坏了他之前可能建立起来的任何善意。在伦敦的信中，普雷斯顿抱怨波士顿人“曾利用一切手段，在其权力范围内削弱兵团，使其受到蔑视，通过提拔和协助逃兵，并通过大量和错误地传播有关他们的谎言。”他写道，心怀不满的“不满者”恶意地“想尽一切办法找出证据，证明(3月5日的枪击事件)是一起蓄意谋杀居民的阴谋。”
当普雷斯顿和八名被起诉的士兵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时，波士顿居民(包括萨穆埃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等著名人物)向哈金森和达尔林普上校提出要求，要求他们“立即”从波士顿撤出所有军队。两人一开始对这一要求犹豫不决，但最终屈服于巨大的公众压力。这两个团撤离了城市，迁往威廉城堡。
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塞缪尔·亚当斯也忙于“自旋控制”。他参与撰写了《波士顿恐怖大屠杀的短篇叙述》，这是一本关于3月5日事件的带有明显偏见的反英著作。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反驳波士顿人是事件中的侵略者的指控，并建立公众对英国军方的压力。在写给《波士顿公报》的信中，塞缪尔·亚当斯成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的主要捍卫者，否认阿塔克斯用棍棒袭击一名士兵的说法。亚当斯写道，阿塔克斯“有充分的权利携带一根棍子，甚至是一根棍棒，就像开枪打他的士兵必须配备步枪和子弹一样。”
大屠杀后的那段时间对代理州长哈钦森来说很艰难。大屠杀两周后，哈钦森写道:”国王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已告结束，决定权在人民手中。尽管如此，哈金森还是拒绝了快速审判的要求——“这样，”他说，“人们就有时间冷静下来。”
审判
当局决定将普雷斯顿上尉与八名士兵分开审判。10月21日，士兵们在给法庭的一封信中表示反对:“我们可怜的痛苦的囚犯恳求你们能让我们和我们的长官在同一时间接受审判，因为我们执行了命令，如果我们不服从他的命令，我们就会因为不服从他的命令而被监禁和枪决。”士兵们不无理由地担心，普雷斯顿最好的防御手段是否认他下达过任何开火的命令，而他们自己最好的防御手段则是声称他们只是听从了上尉的命令。如果普雷斯顿先出庭，他们的辩护可能会受到威胁。普雷斯顿和士兵之间的利益冲突一定让约翰·亚当斯进退两难，他曾同意为他们俩辩护。在今天的道德标准下，亚当斯应该在代表普雷斯顿或士兵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8世纪，人们对这种冲突有不同的看法。士兵们要求进行联合审判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就被拒绝了。
首先是对普雷斯顿上尉谋杀罪的审判。审判于10月24日至30日在皇后街法院进行。控方由殖民地副检察长塞缪尔·昆西和波士顿著名律师罗伯特·潘恩领导。乔赛亚·昆西协助约翰·亚当斯为普雷斯顿辩护。
核心问题是普雷斯顿是否下达了向平民开火的命令。普雷斯顿坚决否认下令开火的说法得到了三名辩方证人的支持，而控方的四名证人则发誓说，他确实下达了致命的命令。控方最具说服力的目击证人是丹尼尔·卡莱夫
我当时在场。我听到其中一支枪在响。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听到站在右边的军官和士兵们排成一列，发出了两次射击的口令。当警官发出命令时，我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和一件黄色的夹克，戴着一顶镶着银边的帽子，外套上没有装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的脸，月光照在上面。
虽然审判是用速记记录下来的，但没有保存下来的副本，普雷斯顿的证词必须从他在审判前的证词中推测出来。在普雷斯顿的证词中，他对枪击事件的描述如下:
行为端正的人问我这些枪是否被使用了。我回答是的。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命令士兵开火。我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走到那些人的枪口前了，如果他们开枪，我就得牺牲。士兵们正准备拿刺刀冲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要下令开火，就证明我不是军官。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被棍子狠狠地打了一顿，他向我这边走了几步，立刻开了枪，我转过身去问他为什么不经命令就开了枪，我的胳膊上被一根棍子击中了，有一段时间，我的胳膊被棍子打得不能用了。他可能会毁了我。这是一场总攻，许多沉重的棍棒和雪球向我们掷来，使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同时有几个人从后面喊道:该死的，你为什么不开枪呢?立即有三四个士兵开枪，一个接一个，紧接着又有三个士兵在慌乱中开枪。
约翰·亚当斯显然成功地让陪审员怀疑普雷斯顿是否下达过开火的命令。12人组成的陪审团商议了几个小时就宣告普雷斯顿无罪。
八周后，这八名士兵面临审判。一份正式被称为雷克斯诉威姆斯等人的庭审记录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对庭审过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目击者证实了军民之间的冲突，比如大屠杀前三天在格雷索道发生的冲突，以及3月5日晚上在国王街附近发生的事件。
控方最具杀伤力的证词来自塞缪尔·海明威，他发誓二等兵马修·基洛伊——控方另一名证人指证他就是射杀公民约翰·格雷的人——“只要有机会，他绝不会错过向居民开枪的机会，而且他从一上岸就一直希望有机会。”
辩方提出的证词支持其士兵开枪是出于自卫的理论。詹姆斯·贝利等辩护证人展示了一群失控的流氓团伙的画面。贝利描述了士兵们被大块冰块和其他物体砸来的情景。贝利还作证说，他看到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用“一根大木棍”击倒了二等兵蒙哥马利。亚当斯要求陪审团考虑“对他们来说，或者对任何处于他们处境的人来说，站着不动，看看(暴徒)会不会把他们的脑袋敲出来，这是否是一种谨慎的决定?”
在辩方的案件中，特别有趣的是关于帕特里克·卡尔的临终证词，他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这是对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的“临终声明”例外的首次有记录的使用:
问:你是帕特里克·卡尔的外科医生吗?
答:我是……
问:他(卡尔)担心自己的危险吗?
答:他告诉我……他是爱尔兰人，经常见到暴徒和被征召去镇压他们的士兵……他曾见过士兵经常向爱尔兰人民开火，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在开火前承受如此之多的伤害……
问:你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是什么时候?
答: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也就是他死的那天晚上之前，他特别说，他原谅了开枪打他的那个人，他确信开枪是出于自卫，并无恶意。
在介绍了四十多名证人后，约翰·亚当斯为辩方作了总结。他雄辩的演说把法律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告诉陪审团，这是一起正当防卫案件:
我不再详述这事的凭据，只将它呈给你们。事实是不容改变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不能改变事实和证据的状态。法律也不会比事实更不稳定;如果袭击危及到他们的生命，法律是明确的，他们有权为了自卫而杀人;如果他们受到了任何形式的打击，被雪球、牡蛎壳、煤渣、棍棒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击打和虐待，他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这是一种挑衅，因为考虑到我们天性中那些不能根除的激情，法律将杀人的罪行降低到过失杀人。在你的坦率和公正之下，我向你递交囚犯和他们的案件。
法官特罗布里奇和奥利弗指导陪审团。特罗布里奇法官告诉波士顿的12个人，“恶意是区分谋杀和其他凶杀案的重要标准。”奥利弗法官讨论了帕特里克·卡尔对他的医生的临终陈述:“卡尔没有发过誓，这是真的，但你将决定一个刚刚步入永恒的人是否不值得相信，尤其是那些为他献出了生命的人。”
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宣告6名士兵的所有指控不成立。休·蒙哥马利和马修·基洛伊被判过失杀人罪，这是唯一两名被明确证明开枪的士兵。
12月14日，蒙哥马利和基洛伊上了法庭。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理由不能通过死刑判决时，这两人援引了“神职人员的利益”，这是一种将对他们的惩罚从监禁转变为打拇指的抗辩。在约翰·亚当斯的注视下，这些人伸出右手大拇指，让斯蒂芬·格林利夫警长烙上印记。
不出所料，人们对判决的反应各不相同。塞缪尔·亚当斯在一封署名为“维迪克斯”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满:
他们不仅在没有地方治安官命令的情况下就开枪了，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本来很容易做到的。他们倒下了……他们装备着火枪和刺刀，以为他们在当地法律的授权下，和由最高治安官领导的民兵一样有权力。
另一方面，塞缪尔的堂兄约翰·亚当斯对判决结果非常满意。在辉煌的职业生涯将他带进白宫后，亚当斯回顾这些审判时说:
第一部分是关于Cptn的防卫。普雷斯顿和士兵们的故事，使我心神不宁，又被人诽谤。然而，这是我一生中最英勇、最慷慨、最具男子气概和最无私的行动之一，也是我为祖国做出的最好的贡献之一。如果判处这些士兵死刑，就会像古代处死教友派教徒或女巫一样，给这个国家造成耻辱。由于证据确凿，陪审团的裁决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士兵们的行为是恰当的。当人们读到普雷斯顿审判的96份证词时，很明显，在大屠杀之前，许多英国士兵都是恶霸，他们几乎是在欢迎麻烦。士兵们最终得到了超出他们预期的结果——然后在一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做出了人们可能预料到的反应。
塞缪尔·亚当斯煽动反对军事占领波士顿的情绪。他希望公众对判决的愤怒可以导致英国军队迅速从他的城市撤出。审判决定被告的命运，但有时也会影响国家的命运。
审判结束后，波士顿恢复了一种表面上的正常。但在表面之下，在公民的内心和思想中，反对占领的情绪根深蒂固。革命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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