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中国一夫多妻制）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百年。

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喊出科学与民主先声，革思想之陈弊、启民族之新声，一夫多妻的封建制度被废除、牛鬼蛇神的封建迷信被废止。

如今，有一小撮掌握知识的人，却在悖离知识分子传统，打开历史倒车，甚至提倡高校教师一夫多妻。

就在日前华东政法大学一位副研究员，在朋友圈牢骚满腹——

“国家既然强调科教兴国，就必须重视高校教师的生机，以及生活问题。高校教师应当特殊对待，譬如允许多配偶制、终生补贴制”。

在其看来，高知群体要有特权，因为高知群体是民族中坚、国家脊梁。

这件事是孤例，但把知识当成特权的社会心理，却并不是孤例。

知识是什么？

一个人拥有知识，并非为了用知识压迫他人，并非为了利用知识牟取私利，并非为了凭知识的加持成为人上人。

知识，是让人绽放人性光辉的途径，是人定为自身社会价值、人生价值的锚。

但我们不能否认，在社会文化心理隐秘之处，有人把知识曲解为买卖的奇货、曲解为上层社会大门的金钥匙、曲解为高贵人性的背书。

知识不是奇货可居的商品。

当知识的售卖成了一门生意，知识被用金钱利益衡量价值，马克思与孔子的精神待价而沽，知识也就丧失了其精神价值。

一门《论语》培训班售价高达3万，一堂成功学课程一课时5千，一种以知识为“抽象神灵”的宗教，正在野蛮生长。

人们对知识的推崇，被扭曲为商机。商人在有意建立一种误区：知识是可以购买的。

可是，报了论语的课程，就能成圣贤吗？上了成功学的课程，就能一定成功吗？而远远高出学费的溢价，究竟是付给谁呢？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商业利益驱使商人们对这则共识曲解——他们说“报我们的知识培训班，3天改变一生。”

可知识培训班不等于获得知识，这是诡辩。

知识生意的膨胀建构了一种有害的社会潜意识。人们似乎认定了，知识是可以购买的、知识又是可以用来赚钱的。

知识本来是要把人从资本的异化中解放的，可知识，竟也被资本异化成了赚钱工具。

知识不是阶级压迫的金钥匙。

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伟大，并非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美，客观说，唐宋诗词怕是白话诗永远难以逾越的文学高峰。

白话文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的知识的阶级性。王侯将相不再拥有对知识的垄断权，普通人不至于连政令是什么都读不明白。

文言文的高门槛，建立了知识的阶级性，从而让知识成了上层阶级的特权。

新文化，粉碎了知识的阶级性，把知识还给大众。

知识改变命运，并非是说知识让人有了压迫其他人的能力，而是知识给了普通人，通过知识看到更广的人生视野、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的可能。命运，可不等于赚钱，可不等于压榨别人。

知识不是特权，也不赋予人特权。

知识不会让人享受VIP通道，不会让人能三妻四妾，不会让人吃上特供的食品。

华政教师还把知识视为某种阶级性、视为某种特权的钥匙，根本上来说，他还没懂知识的精神价值。通俗地说：有知识，没文化。

知识不是上层人的委任状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伪善”的道义认知——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与文化的推动者，是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的道义担当。

民国文人大多有这个毛病，经过数十年的改造，新中国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为人民服务。

我们熟知的人民艺术家，如老舍、如柳青等等。

这些知识分子不把文学当成高高在上的文化“奢侈品”，而是把文学作为启蒙人民心灵、服务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扎根皇甫村半生，为了写劳动快板，老舍到养猪场体验，还做了详实的猪饲养笔记。

知识分子是不是人上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群众的老师吗？不是。

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上层人的委任状，知识分子是普通人民的捍卫者。

不把知识服务于民、不为民学习知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只摸着了知识的身体、却没摸着知识的灵魂。

知识的灵魂是对人的真切的关照。

钱理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