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关于我姓周的句子)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

就在此时,在八路军驻武汉的办事处,大门口来了一男一女,男孩稚气未脱,像是有20多岁,而女孩似乎还未成年。

他们眼巴巴地朝着办事处里面望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一样。

站岗的战士不敢懈怠,走上前去询问二人为何而来?

男孩说,他们要申请去延安,参加抗日军队,女孩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经过年龄核实,办事处的负责人决定批准男孩前往延安,而女孩由于年龄太小不予批准。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这话一出,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说,我要找我的周恩来爸爸。

这让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免有些愣神,赶忙问道女孩叫什么名字。女孩回答说自己叫孙维世……

正在此时,周恩来正好办公回来,听到了孙维世的名字,急忙将她抱起,安慰她说:我是周恩来,是你周爸爸啊,孩子,你们受苦了。

这让工作人员感到十分不解,为什么周恩来的女儿会姓孙?

周恩来不是还没有孩子吗?

将门虎女,为党放哨识总理

其实孙维世是周恩来认的干女儿,在1926年,孙维世因为一次为党放哨的经历认识了周恩来。

1926年,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与周恩来在广州秘密见面。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国民党已经渐渐地露出了獠牙。

为了隐蔽行动和熟悉敌情,孙炳文决定带着女儿一同前去,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他人注意,并且可以让女儿帮助自己观察周围的情况。

但此行难免危险,孙炳文问女儿愿不愿意去。

年幼的孙维世看着父亲严肃的表情,并没有多想,而是用她稚嫩的声音说了声“要去”。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而就在这一次,她见到了她的“周爸爸”周恩来。

在孙炳文和周恩来商谈党内工作的时候,孙维世就在一旁帮他们放哨。

若是看到有人长时间看他们时,孙维世就会拿着自己的布娃娃扔向他们,并且生气的大声叫嚷。

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孩在和她的布娃娃置气,而这对于正在开会的孙炳文和周恩来来说,这就是报警信号。

孙维世的机警和聪慧得到了周恩来的夸奖,他打心底喜欢着这个小女孩。

并且也好奇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么小就如此懂事,能够为父分忧。

这一切都源于孙维世有好的父母,孙炳文和任锐。

这两位是我党早期的杰出革命者,与朱总司令、周恩来都是至交好友。

1916年孙炳文与朱德相识,一见如故。二人为给国家寻一条自救的道路于1922年9月前往欧洲,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志同心,三人至此成为莫逆之交,为中国的复兴谋求道路。

在1921年孙维世出生后,孙炳文已经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即使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与中共成员依旧貌合神离,给孙炳文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他常常没有时间去陪伴女儿。

好在孙炳文的妻子任锐也是一名思想先进的女性,在她的教育下,孙维世逐渐明白父亲所做的事情远比陪伴自己更为重要,受父母的影响孙维世也逐渐产生了对父亲事业的向往。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在孙维世五岁时,已经可以在母亲任锐的教导下帮助父亲在外边放哨,所以这一次的为父亲与周恩来来放哨,孙维世做得得心应手。

而从这天起,周恩来和孙维世的父女情谊也就此种下,孙维世也就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了。

承父之志,兄妹欲往延安

在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革命队伍中的反动者开始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顾左派的劝阻和舆论的压力,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并且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反动派身上散发的恶臭几乎相隔十米远都能闻到。

4月10日,孙炳文接到了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调令,让他赴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的职位。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在全国革命势如危卵之时,孙炳文让妻子任锐照顾年幼的孙维世,自己带着长子孙宁世前去前往武汉。

然而,就在孙炳文乘船来到上海之时,同船的故交诸民谊认出了他。

这位故交可谓面白心黑腹裹草,不但毫无本事如同草包一般,还利欲熏心毫无廉耻。

在他发现孙炳文时便立刻上前打招呼,然后又作出保证自己绝不出卖他,

结果就在船刚刚驶入上海港口时,诸民谊便向军警指认了孙炳文。

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下令让上海的爪牙就地将孙炳文处决,以防夜长梦多。

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孙炳文毫无畏惧,临刑前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年,孙维世只有6岁。

父亲死后,孙维世和母亲等亲人被安上匪亲、匪属的罪名,在白色恐怖之下常常受人监视。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任锐只得将小女儿交予亲戚黄志烜抚养,自己带着其余年龄稍大的孩子流离奔波。

1936年,担任上海地下工作的任锐无法一面顾及工作一面照顾孩子,于是她把15岁的孙维世化名李琳送到中共领导的左翼剧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在这里,孙维世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也为她以后的导演之路埋下了伏笔。

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经受的苦难而变得宽容,随着七七事变吹起了全面抗战的号角,上海也爆发了淞沪会战。

为了孙维世和其他兄弟姐妹能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并能够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母亲任锐让大儿子孙宁世带着孙维世乘坐上海的难民船前往武汉,寻找周恩来,希望让孩子们去往延安接受革命的教育。

历尽艰难,兄妹二人终于辗转来到了武汉。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可是却因为孙维世的年龄太小,工作人员不同意她前往延安。

面对工作人员的拒绝,孙维世展露了她倔强的一面,硬是站在办事处的门口不肯离去,加上心中的诸多不甘、委屈,都化作了泪水和哭声一并表现了出来。

所幸,周恩来正巧从外面办事归来,听到那声稚嫩的周恩来爸爸,他一把将孙维世拉到身边,仔细地端详起来。

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角也溢出了泪水,他认出了这就是自己那位老战友、老朋友的女儿孙维世。

对于战友的想念和对他子女的怜惜让周恩来当即决定将两个孩子留在身边,然后派人从上海找到任锐,将他们一家人一并送往延安。

跟随总理,维世赴苏留学

延安期间,由于孙维世自身个性鲜明,且热情活波,使得中央的老同志都十分喜欢她。

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她更是关怀备至,因为每当他们见到孙维世时,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位曾与他们志同道合的同志。

为了更好地照顾孙维世,周恩来和邓颖超想正式认孙维世为自己的义女,当听到这一消息后,孙维世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同意。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但周恩来却非常郑重地让邓颖超写信给任锐,信中表示想将孙维世作为自己的女儿,让她继承炳文的遗志。

当任锐看到信后,笑着责怪周恩来和邓颖超太过认真,这件事自己当然会同意,况且孙维世也早已将他们当作了自己的父母,并一直叫邓颖超“小超妈妈”。

就这样,孙维世正式地成为了周恩来的干女儿,她也是在周恩来收养的众多儿女中,唯一一个叫周恩来爸爸的孩子。

当然,父女之间的情谊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孙维世也同样尊敬、爱戴着她的周爸爸。

1939年7月,周恩来在从杨家岭去往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坠下马来,导致了右臂骨折。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听闻消息后,急坏了正在上课的孙维世,她立刻跑到周恩来的医院陪同邓颖超一同照料。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极为艰苦,很难对周恩来的伤进行良好的治疗,因此,党中央决定将周恩来送往苏联治病,邓颖超也随行陪同。

面对疼爱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要离开自己前往苏联,孙维世感到心中似乎少了些什么一样,空落落的。

于是她在机场送行的途中,央求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刘九州,想让他帮忙给周爸爸说说,把自己也带过去。

而当周恩来听到刘九州的话后,温和的表情立刻变得十分严肃,目光严厉地注视着孙维世,训斥道:

“我去苏联治病,是中央决定的,主席批准的! 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

这番话说的孙维世低下了头,不发一言。

对于她来说去不去苏联不重要,只是她舍不得自己的周爸爸和邓妈妈。

旁边的中央党校校长邓发看到了孙维世不甘的表情,随即给了她一个台阶,说道:

“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你就骑上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呀”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或许从旁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推诿之词,但对于性格执拗的孙维世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她当即骑上马直奔毛主席的窑洞,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毛主席听完孙维世的来意后,笑着批准了她去苏联的请求,但在写条子的时候故意停了一下,问道:

“同意你去苏联做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孙维世根本没曾想过,她就是想陪周爸爸一起去,但主席的话她也不能不回答。

急得她只得顺口说:“学习,去苏联学习。”

这火急火燎的样子让毛主席不由得笑了出来,于是在条子上写了——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学习,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拿到主席的批准后,孙维世又策马飞奔回机场。此时,正赶上飞机发动引擎,她在最后一刻登上了飞机。

父女情深,刀斧不改其节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本意是陪同邓妈妈一同照顾周爸爸。

但周恩来并不同意她这么做,他认为孙维世既然来到了苏联,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将来回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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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孙维世先后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表演系和导演系进行学习,在校期间她刻苦认真,积极汲取老师传授的知识,

并且还研究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为后来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建国之后,孙维世投身于自己一直以来学习的话剧事业,不但引入了一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优秀话剧,还积极创立编排我国的国产话剧。

但就是这样繁重的工作,也没有使她忘记那两位曾对她有着养育之恩的周爸爸和邓妈妈。

1950年8月8日,这一天正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日,孙维世决定在这一天给他们组织一场简朴的纪念活动。

因为在她的眼中,周爸爸是一个严于律己,视国家高于自己的人。

他从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工作,因此即使记着这个日子,也无暇去顾及。

于是她自己偷偷的做了十几朵红花,在纪念日当天分发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等到周总理外出后,便请邓妈妈换上与当初结婚时一样的白色旗袍,然后一起等周总理回来。

时间到了中午,西花厅的门外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孙维世意识到是周爸爸回来了,便迅速跑出门外,

不由分说的将手上的红花给周爸爸带上,再与工作人员一同簇拥着周爸爸和邓妈妈站在一起,让他们挽起手来拍照。

这时,周总理才将将意识到,原来维世是要给自己办结婚纪念日,喜悦的心情瞬间溢于言表。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然而时隔不久,一场浩劫席卷了中华大地,许多优秀的革命者都或多或少的遭受了批判。

对于性格直率的孙维世来说,这场浩劫是致命的。

由于她与周总理之间的父女关系,使得造反派想让她交待对总理不利的信息。

然而孙维世并没有屈服,反而告诫妹妹,总理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一定要保住总理……

当造反派看到从她这里得不到证据的希望后,便更加残酷的折磨她,终于在经受了7个月惨无人道的折磨后,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时年47岁。

结语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周恩来与孙维世这对父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着血缘关系也无法比及的亲情。

在艰苦的革命生涯中,周总理也不忘帮助他的这位义女学习和成长,在她前往苏联之时,叮嘱她不要因为自己失掉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37年,一女孩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哭诉: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来

正是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孙维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道路,成为了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

父慈女儿同样孝顺,孙维世也同样敬重与爱戴她的周爸爸,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安慰而至周总理于险境。

这样的亲情放在哪一个时代都会令人为之动容,感慕其心,我辈后人也应知学习这份革命中的亲情,才能使得如今的社会与家庭充满和谐,充满大爱。

参考资料

周恩来义女孙维世的坎坷人生 孟昭庚 文史月刊.2008,(02)

红色公主——孙维世 青年与社会.2007,(Z2)

“红色公主”的坎坷人生——我的外甥女孙维世 任均、王克明 文史博览.2011,(09)

周恩来义女孙维世的坎坷人生 王明霞、炫公 党史纵览.2008,(05)

原创文章,作者:JASZQI,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beidanyezhu.com/a/31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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