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老百姓财务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式，一直深受广大投资者的普遍欢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证券市场上一类重要的机构投资者。 对于这一与大众密切相关的行业，国家予以充分重视，并于2003年其发展初期即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的募集、运作和监管进行规范，保障了行业的规范化、法制化发展。尤其是信托法律关系、强制托管和公开信息披露这三大制度，对于规范基金管理人行为、落实受托人责任、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基金业的不断发展变化，法律设计初期的从严管理（管机构、管产品、管高管）规定已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环境下的实际要求。于是2013年，在基金业蓬勃发展的十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国家对《基金法》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范围的修改和调整，此次调整不仅修改了原公募基金的相关规定，同时还将私募基金一并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实现了我国从半部《基金法》到一部《基金法》的飞跃。

新形势产生的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归纳起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公募基金发展遭遇瓶颈

1998年我国正规的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为100亿元，经过4年时间的发展，2002年规模达到1000亿，而在基金法颁布后的5年里，2007年达到3万亿。10年时间增长了300倍，特别是从2006年到2007年一年时间内，基金规模从8500亿增长至3.2万亿，出现爆发式增长，理财观念深入人心。但随后的5年公募基金的发展遭遇瓶颈，基本维持在2.5亿左右，未有突破。与国内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相比，公募基金的发展远远滞后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和保险资产产品，仅占管理规模的10%。从国际上看，我国基金发展趋势和经济总量表现也不一致。2012年拥有全球1/4的经济总量，而公募基金的占比仅为全球的1.43%。究其原因，在于①业务上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产品名称、投资策略和操作方式均趋同，无差异化产品竞争；②公司治理结构欠缺，人力资本密集但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导致人才外流；③销售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达到60%以上，销售费用高，客户资源不足。因此，急需放开对公募基金过度严格的管理，放宽行政管制，给予更大发展空间。

二、 私募基金无法可依

2002年私募基金处于更加早期的起步阶段，各方对其发展认识不一致，因此缺乏经验，加以规范的时机尚不成熟。尽管未作规定，但老百姓的投资需求始终存在，于是采取了一些变相式私募基金。如基于相互信任的集中式账户型理财投资，投资者保护力度较弱；或者是注册为公司合伙型，但由于运作管理不便，税收管理成本高而打法律擦边球，不规范运作；或是由于无法律地位而借助信托通道管理基金，支付较高通道费用。

三、 资产管理业务风险不断积聚

随着居民资产管理需求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不甘人后，基于其原有客户资源、品牌优势，纷纷通过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等类似基金的产品来开展资管业务。这些产品的发展对居民财富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法律关系不清楚，投资者、金融机构甚至监管机构都存在不同认识，难以划分权利义务，容易产生纠纷；而不同机构接受不同部门监管，标准不同，容易出现不同产品的监管套利；以及不同资管产品的风险收益不匹配，银行的资金池使得资金和产品的投向多对多，滚动发售，集合运作，容易出现期限错配，而且无法分账经营，使投资者和监管者无法判断资金的具体投向、收益和风险，容易引发集体赎回的恶性风险事件。

随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基金朝着国际多样化发展，特别是近年私募股权投资的乱集资和非法集资等现象，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基金法修订的迫切要求和出台步伐。

（编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