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著名企业家任正非
企业营销环境的重塑早已如雷贯耳，但收效并不理想，这从当前我国企业发展现状可知一斑！
本文的回顾试图从另一角度解读营商环境的作用机理，其认知的依据：
一是商业环境衡量标准是市场有效性的程度，即 : 企业进退市场成本大小，市场对称(信息、权益)强弱，法治清明程度。
二是事物作用规律，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非反之。即 : 企业发展的内部环境是主因，外部环境是辅因。
三是企业资源配置效应的排序，是转变劣势大于重复优势。
四是经济衰退时期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社会条件，往往好于经济繁荣时期。因为，全社会“经营决策沙盘“的操演者处于最冷静期。
无论从企业数量上判断，还是从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面临营商环境改造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它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发展对营商环境的依赖度和自我改造的潜力度。但是，我的结论是：环境改造是外因，企业改造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第一，我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判断
一，外部经济变量。
其 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特殊历史条件走向历史尽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特殊历史条件，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非老龄化等四个条件在同一历史阶段中叠加的结果。它不是常态，而是非常。
其二，21世纪20年代是我国政府反思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模式的开始。
一是2012年我国劳动力市场首次出现适龄人口下降趋势。其特征是劳动力供求结构开始背离，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制造业技工招收不足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它标志着我国劳动红利开始消退。
二是2013年政府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首次将”快”字除名，经济发展从速度管理转向质量管理。
三是2013年城镇化建设首次提出”稳妥”要求，标志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之间开始调整关系，房产城镇化转向实体产业城鎮化。
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倒逼营商环境的优化。
长期以来，受公有制为主导观念的偏面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一直成为政策倾向的依据，加之经济调整和转型中政策资源配置的失当，占我国90%以上的2700万家民营企业和6500家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一度遭到种种岐视性障碍，包括办理开工许可和融资贷款。
一是民企退出市场的势头，加大了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力度。
2003年起《世界銀行》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報告》，是全球最权威的投资风向标。它从11个指标评估一个国家、地区的营商便利度。
分别是 : 开办企业，办理施工合同，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劳动力市场监管等。
在世行2018年10月31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報告2019》中，我国营商便利度在報告期(2017年6月一2018年5月)得分73，64，提高8，64分。在全球排名迅速从第78位上升到第46位，足见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力度之大，成效之著！
二是经济下行压力，促成了提升民营经济质量的共识。
国际贸易环境的逆转，导致大規模低水平重复制造的代工出口受阻，转而向经济结构优化和内需扩张要效益。经济结构优化的价值指向是产业升级、层次高级化 ; 内需扩张的价值指向是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的民营企业。
因此，提高民营企业发展质量，成为国家不二选择的共识。但是，作为中小企业的民营企业的营商便利度，不仅低于国有企业，而且低于所有企业的平均值。换言之，民营企业提高发展质量的首选政策，还不是设定优惠，而是取消岐视。
三是民营经济营商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评估。
营商环境本质上与生产关系相涉，而民企经营水平属于生产力范畴。当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时，首当其冲的是要变革生产关系，而非相反。民企发展主要障碍是 : 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不畅，办事流程繁琐。
从《全球营商环境報告2019》我国营商便利度变化分析:
一是改革力度大的基本集中在进入管理的便利度上。如开办企业提升65位，办理施工合同提升51位，获得电力提升84位，保护中小投资者提升55位。
二是有涉体制性的便利度指标变化不大。如财产登记只上升14位，纳税上升16位，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信贷融资、劳动力市场监管均改变不大。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迫切要做的几件事；
其一，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要以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使政商关系规制化。 其二，净化服务环境，使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在全面清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事项的基础上，编发办事指南，提高办事效率，实行首办责任，限时办结。同时，要抓紧构建政商对话、互动平台的机制建设，使新型政商关系长效化。其三，进一步拓宽民企融资渠道。要支持有条件企业开展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促使优质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要构建银企合作平台，逐步提高信贷比例，扩大贷款抵押物范围。要推进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民企倾斜，量身定制小微民企融资信贷产品，并试行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和”应急转贷”产品的设计。
图二 ，作者于1993年应扬州市委、市府之邀进行经济考察
第二，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潜力评估。
中央对民营企业设定的”做大规模”和”提升质量”两大目标，所对应的是企业的”内功”，即 : 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其潜力在民企內部。
一，从制度效率挖掘民企潜力。
民营企业发展途径有二 :
其一，引进社会上的人才，生产社会上所需的产品。
其二，借用银行的钱，为自己提供资金流量。
二者都是企业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其程度取决于两大效率 : 一是企业内部的制度效率，二是政府的职能效率。
全球70%的民企是家族企业，中美高达90%，世界500强也占有40%。但国外的家族企业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企业家族化，企业治理服从于家族意志;
第二阶段是家族企业化，家族服从于企业治理规制 ;
第三阶段是家族企业社会化，股权稀释后股权结构多元化，内部产权关系得到界定，家族占股比例趋小，进而提高了决策效率、增强了社会信用。
信用是一种沉淀的资本，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但中小规模的家族制企业无信用可言。经验证明，当一个企业只信任家庭成员时，信用资本是永远短缺的。
二，从技术效率挖掘民企业的潜力。
古典经济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技术进步均会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规模决定了企业效率和竞争力，企业效应来自三方面，即先发性、差异性和规模性。没能扩大规模的企业，从技术效率上分析主要受制技术创新。
经济活动有两类，其区分源自技术创新 :
一类是静态的经济循环。特征是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生产周期不对称。产品生命周期由市场决定，当生命周期已结束的产品继续生产，必然导致企业退出市场，其原因是缺失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
另一类是动态的经济循环。特征是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生产周期相一致，产品生命周期一旦结束，替代产品马上推出市场。原因也有二，即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双强。
三是从从思维效率挖掘民企潜力
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重要观点是 : 转变劣势产生的效应往往大于重复优势。
因此，发达国家的思维与我们迥异，他们主张报忧不报喜，我们则反之。其实，劣势是一笔潜在的资源。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催生了美国20世纪40%的创新成果，20世纪80年代美日双方为汽车业”互抢”忧患意识，其源均出于此。
日本有本《绝境大逆转》的书，告诫企业 :”当企业遇到困难时，首先要从企业内部寻找解决之道。”改变企业营商环境的思路也难出其左右。换句话说，企业迎接挑战的钥匙实际上握在自己手中。
民营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它从就业规模和国民收入增长角度扩大了改革的成果，又以催化剂的作用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从而降低了我整体国改革的社会成本。
但由政策设计和法规建设的进度远远滞后于民营经济扩张的速度，加之民营企业自身建设不规范等原因，至今我国民企基本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其潜力转化为现实就是我国赶超发迏国家的未来图景。
图三，作者即将出版的囬亿文集《我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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